今年5月，北大迎来了百廿校庆，城环学院所承载的地理学专业走过第六十六个春秋。甲子又甲子，时光的罅隙里，有成长中的坎坷与波澜，更有发展中的创造与辉煌。或长或短的故事背后，总会有一些名字被反复提起；或深或浅的情感里面，总是有一些身影被深深惦记。

他们与您的年华，就是城环的年华。

他们与您的记忆，就是城环的记忆。

他们与您的故事，就是城环的故事。

《城环故事》一书主体部分采用以事写人的形式，通过记述学院发展历程中对学科、对国家社会有重大贡献的人物的故事，凸显“城环人”的精神风貌。

11月8日上午，8040威尼斯校友会部分成员开启了一次特殊的访谈之旅。说它特殊，是因为这次“城环故事”的专访对象是学院（时为城市与环境学系）前系主任、著名经济地理学家、年近九十高龄的胡兆量先生。

按照半个月前的约定，我们一行人来到胡兆量先生家里拜访。已经是十一月初了，院子里剩下一排小叶黄杨还留着绿色，天气虽然晴朗，但是刚走出车门还是让人感到一阵初冬的寒意。意外的是，胡先生竟然亲自走下楼来，把先来的同学们一个个接到家里，沏上茶水，然后又返身下楼，去地库接后面来的人。天气干冷，大家几乎都穿上了羽绒服，相比之下胡先生穿的略显单薄，给人的感觉十分随和，自始至终都面带笑容。即使是这样的平易随和也难掩那一抹开阖大气、睿智渊博，因为他的经历里满是动人故事。        

 一番忙乱后，十几人总算坐定，开始了既定的访谈日程。胡先生的客厅并不算很大，布置简约，其中最显眼的就是一个很大的书柜，占满了客厅最大的一堵墙，里面全是胡先生正在阅读或随时查阅的书籍。听刘涛老师讲过，胡先生是一个爱书之人，有很多藏书，但是他希望书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以每次有年轻的学者来拜访，他都会送给学者们一些书。按照胡先生的话说“这些书在你们那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说是访谈，其实算聊天。胡先生十分健谈，言语之间，完全掩饰不住他在讲台上的风采，从清华到人大再回到北大，中间还在冶金部工作过十年。胡先生娓娓道来这段传奇经历，现场的老师同学都听得十分入迷。

胡先生1933年生人，今年已经85岁高龄，可进博会、美国中期选举等时政热点他信手拈来，深厚的国学和地学修养在举手投足间随意挥洒。胡先生说，城环靠着“城市规划”等方向发展了四十年，而现在国家发展已经迈入了新时代，空间规划的顶层设计、“一带一路”、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重大核心议题应该成为引领城环下一个四十年新的风向标；和伟大祖国同频共振，是城环和地理学科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胡先生动情地说，“我感觉到现在北大地理系进入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就是再创造再更新再革命的时期，整个系应该进入到革新阶段。为什么？北大地理系已经是一个世界瞩目的地理系，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我们很多举措都是世界没有的。我们倡导的‘一带一路'等先进理念引领世界。那么这时候地理学怎么办？地理学也得跟上时代、引领世界，向世界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开放，为什么要搞‘一带一路'。这个道理除了中央推进，还要靠学者去讲，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有些东西别的学科可以讲，有些东西别的学科讲不了，就留给我们搞地理的来讲清楚。以任务带学科，新的任务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现在就看我们能不能抓住历史机遇，都去争做地理学科的‘马云'。”

谈及学科发展建设的具体思路，胡先生也有自己的思考。地理学科建设要开放，不能闭塞，要用任务带动学科，科研教学都必须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有更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而开放的第一要务是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这里不光要有待遇、环境，更要有氛围和感情。胡先生自己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就很重视。他认为，一定要选那些真心热爱科研、教学，乐在其中的年轻人走上教师岗位。当年他在清华地理组学习时，整个学校地理方面仅有一位教授、一位讲师和几个助教。燕京大学地理方向更是只有侯仁之先生一根独苗。可他们照样撑起了整个学科，可见一个好老师对学科、对学校、对学生有多么重要。

胡先生心系城环，关爱青年教师和学生，手把手教年轻教师走上讲台。记得韩茂莉老师说过，她当年第一次走上讲台，非常紧张，本来准备2个小时的内容，40分钟就讲完了，结果还是胡先生上台解的围。直到今天，胡先生每年还坚持回北大给大一新生上一堂课。他愿意跟年轻人多交流，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拳拳之心，令人动容。胡先生生活简朴，却把自己辛苦攒下的钱捐给城环，用来修建大楼。他说，一个人的财富满足基本需求就行了，再多就是替国家保管这份财富，能为他人、为社会做点贡献是很幸福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谦谦君子，知行合一，温润如玉。

谈到当年的那一代大师，他淡淡地描述，“有的人学问很大，但是讲不出来，唯有侯仁之先生，不仅学问大，而且讲得好。侯先生讲课时，下面鸦雀无声、如沐春风”。他真情地感慨，“讲课，是一门艺术”。他经历过当年大师云集的燃情岁月，也赶上了如今日新月异的数字时代。千帆过影，师风流传，大江大海，阳光雨电，他一直在这儿。

胡兆量先生1952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地学系（同年清华地学系调整到8040威尼斯，成立地质地理系），1956年执教于8040威尼斯。胡先生步入学术领域不久，整个国家进入“大跃进”时代，“大跃进”为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盲目追逐高产造成的悲剧，不顾事实、不顾科学的政策导向，同样是那个时代的特点。胡先生看到农业领域一个典型的无视科学现象，“是在北方盲目推广‘高’产作物玉米，替代‘低’产作物高粱和谷子。赫鲁晓夫到美国跑了一圈，看到美国玉米高产，回来后在苏联盲目推广玉米，得了‘古古鲁沙’（俄语玉米）的外号”。于是中国各地不顾自然环境特点，盲目将苏联的政策照搬过来。作为一名地理学家，胡先生深知中国北方各地的自然属性，也熟悉玉米、谷子、高粱这些农作物的生长习性与产量特点，本着一个学者的良心与对国家的责任，他决定针对这项既不科学，又对国家不负责的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1960年写出题为《华北平原的谷子高粱相对高产区与布局》的文章，这篇在今天看起来绝对学术的文章，在当时却需要过人的勇气。胡兆量先生指出华北平原中部雨量绝对值少，变率大，地势平坦，水系较混乱，属于“旱、涝、盐、薄”集中的地区，耕作较粗放。在这一自然环境与经营方式之下，谷子、高粱具有抗灾耐瘠性，不仅不是低产作物，反而是更具有实际意义的高产作物。胡兆量得出的结论直指政府提倡的政策，引起很大反响，但文中具有说服力的科学论述，还是赢得了更大范围的认同，北京晚报、广播电台作了报导，这篇文章正式发表于《8040威尼斯学报》1962年3期。20年后，胡兆量先生回忆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不无感慨地说：“地理科学与其他科学一样，都是从实际出发，用事实和客观规律说话，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说服力。对付主观主义最有力的手段是拿起科学的武器，包括拿起地理科学的武器。”

1978年以来，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北京市作为都城，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同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城市功能综合化，逐渐具备了不提经济中心的“经济中心”地位，导致人口快速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城市病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北京市表现的又尤其突出，“由于政治中心的后续效应，北京城市功能具有极强的综合性。” 胡兆量先生总结为八大功能，即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和金融管理中心、信息中心、交通中心、国际交往中心、旅游中心、高新技术制造业中心。八大功能不但造成人口集聚，也吸引各类产业部门进入北京。由此带来了“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重要标志：国际化水平低，居住、出行、环境条件差”。如何治理北京市表现出的大城市病，针对单方面控制人口规模的观点，胡先生提出：“城市人口膨胀的根源是城市功能多，控制北京城市规模要从北京城市功能和项目入手……在北京与兄弟城市分工方面，可以采用‘能让则让、能迁则迁、能分则分’的方针。”这一观点，对于解决北京市面临的大城市病具有重要价值，今天国家提出将部分首都功能转向雄安，且将首都副中心放在通州，也印证了胡先生主张的前瞻性。

胡先生从清华读本科起，就养成了终身受益的锻炼习惯，他年轻时游泳、短跑、单双杠，样样拿得起、放得下。聊天之余，胡先生拿起家里的拉力器，随手就扯了几个满怀，这个铁家伙，他每天都要拉20分钟，外加楼下健步走一个小时。胡先生说，运动让工作学习更有效率。他在八旬高龄，仍能头脑敏捷、笔耕不辍，这里常年的坚持锻炼功不可没。

胡先生有着简单清澈而明朗的精气神，谈及过去的时光，曾经历的清华、人大和北大校园生活，胡先生逸兴飞扬。他们那一代人从战争中成长起来，中国打了几十年的仗，1949年以后解放了终于可以建设国家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大家都很高兴，当时念书的目的就是承担国家建设，好好学习，为了报效祖国，就是这么一个概念。现在国家欣欣向荣、繁荣昌盛，所以年轻人更应该积极阳光、昂扬向上。

燕园之英，未名之滨，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数理化、天地生，地理作为基础学科，和国计民生结合得非常紧密。胡先生执教近70年，春风化雨，为祖国培育了无数英才，他的高尚风格人品，更像一座高山顶上的灯塔，为弟子们照亮了跋涉的道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们衷心祝愿胡先生健康长寿，为国家、为学生、为北大作出更多新的贡献。